，谁都不准和任何人谈话。”

　　比利点点头。

　　“你现在是谁？”施韦卡特问。

　　“亚伦。”

　　“我想也是，”施韦卡特说，“把我的话告诉其他人，让大家团结一致。”

　　“我会的，但你知道我没有控制权。”

　　回到办公室后，施韦卡特给他的好朋友和以前的老板，富兰克林郡年轻的公共辩护律师库拉打电话。他告诉库拉他已经答应再次担任比利的辩护律师，而且不收费。

　　“已经安排了几个听证会，准备研究一下他将面临什么情况，”施韦卡特说，“以及他会被送到哪里，又会由谁来为他治疗。假释局一直都在等着把他抓回监狱去，我无法单枪匹马地对抗休梅克和假释局。我需要郡公共辩护律师的帮助。请你的事务所按照常规价格接下这个案子，我做你的合作律师。”

　　律师协会开会的时候，库拉静静地坐在那里聆听，知道他的朋友达纳面临着辞去比利辩护律师的压力。当提到施韦卡特的名字时，他明白如果施韦卡特接手，便一定需要帮助。此外，他也知道诸如比利这类已经审判过的案子，法院授权的代理费不会超过100美元。

　　一个头脑清醒的律师绝不会接下这个既复杂又不挣钱的案子，只有像施韦卡特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才会坚持原则，接下这个不可能打赢的官司。正因为如此，库拉才会敬重施韦卡特并和他成为朋友。现在，尽管知道不是最好的选择，库拉还是无法拒绝提供帮助。

　　“你说得对，”他说，“这个案子牵扯了太多的政治问题，俄亥俄州的其他律师事务所都不会帮忙。我派一个人过去帮你。”

　　然而，富兰克林郡公共辩护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却告诉库拉，他们手头的案子已经堆积如山，而比利的案子存在太多的争议且曝光率又高，实在没有胜算。

　　“这个案子应该由你办，”朱迪对他说，“一开始就该请你担任比利的律师。”

　　库拉明白她的意思。1977年，正是他委派朱迪和施韦卡特去处理这桩看似简单的系列强---奸-案。接手案件后，施韦卡特到办公室去告诉库拉，他和朱迪都觉得这个案子非常棘手，因为史上首个为多重人格障碍症患者辩护的案子势必引起全国乃至世界的注意，承受媒体和政治集团的压力。

　　库拉当时是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的主任，只有那些被他的员工私底下称为“库氏案”的案子他才会亲自接手。所谓“库氏案”包括事务所没有人敢接的恐怖案，当事人过于强硬的案子，当事人可能会枪杀自己律师的案子，以及当事人极具破坏性和缺乏理性的案子。

　　施韦卡特和朱迪当时一直想劝说库拉亲自处理比利的案子，但未能如愿。时至今日，朱迪仍像1977年时一样希望他亲自出马。

　　请收藏：https://m.shw9.cc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