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高丽等国的百姓，夏人的“戾气”更重，更难被“驯服”。

　　但其国的底层百姓只要被发动起来，就更“忠诚”，也更热衷清算曾经残酷压榨自己的各类贵人——并不限于党项族。

　　这使得大同对夏国的消化相对来说更加简单粗暴，效果显现也更快。

　　这些底层夏人一旦沾染了贵人的鲜血，通常会变成最坚定拥护新官府统治的兵卒或共建会基层骨干。

　　任何事务都有一体两面，简单粗暴见效快的社会改革自然也有相当大的副作用。

　　在一系列的清算中，夏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沉重打击，更将部分原本可以争取的摇摆势力推到了大同的对立面。

　　其实，早在伐夏之战开启前，大同朝廷就专门研究了夏国的改造计划。

　　同对待辽、宋、高丽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一样，胸怀天下的正乾皇帝并没有想过要对夏人赶尽杀绝——因为根本不可能做得到。

　　夏国百姓，无论番、汉，只要愿意放弃抵抗，大同帝国就能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具体政策也类似于宋、辽等国大族——分宗、迁籍。

　　稍有不同的一点是“改信”，或者说接受“汉化”。

　　李乾顺亲政之后，虽然反其曾祖李元昊化汉为番的举动，大力推行汉化改革。

　　可这种汉化却是出于稳定李氏政权的需要，改革也很不彻底，导致其国上下层严重脱节，底层夏人仍然番化很深，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更改。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方为大一统。

　　即便是小国寡民，要想长久稳定，也得有共同的文化概念。

　　至少，大部分人得有共同的文化概念才行。

　　疆域越是广阔人口越是众多的王朝，越需要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和经济制度、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

　　不然的话，内部就会陷入持久的纷争。

　　徐泽决定对夏人实行更加深入的汉化，并不是为了什么“汉化天下”的历史使命。

　　其人的做法与当初李元昊推行化汉为番没有本质区别，李元昊是为了维系党项族的统治，而徐泽也是为了彻底消化夏地。

　　很明显，这个任务绝不会轻松，肯定会受到夏地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抗。

　　不经历几个回合的周折，大同帝国别想彻底消化夏地。

　　但欲要消化一个番化严重的政权，这些周折是值得也是必须的。

　　夏国横跨河西走廊，沟通中原和西域，是大同帝国“大陆战略”极其重要的一环。

　　夏地不宁，大同帝国就算日后开拓了西域，也迟早会丢掉。

　　欲要逐步汉化并稳定统治西域、吐蕃和辽国上京道，就得先汉化夏地。

　　因而，在彻底消化夏地改造夏人一事上，没有任何条件可谈。

　　这就是徐泽宁愿邀宋军攻夏，日后再费周折“二次拓土”，也要集中精力先消化贺兰山一带的夏国精华地区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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