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宣和二年大宋朝廷输掉大名府之战被迫向同舟社割地求和后，被东平府和开德府相夹的濮州便成了大宋的最前线。

　　此后，朝廷在濮州投入巨量人力物力，修筑了大量的烽堡，并参照河北路御辽故事，于边境兴修溏泊工事，以期防住同军的炮营长驱直入。

　　至于此举对攻坚能力极强且配有专业工兵营的同军来说，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也只有经历了大战的检验才能知道。

　　随后，大同帝国以各种借口屡屡挑起事端，数次经开德府南下威胁开封府，位于开德府东侧的濮州军民也一再受到惊吓。

　　但同军似乎对近在咫尺的濮州并无兴趣，数次南下都只是分出少量兵力向东牵制当地守军，而没有进入濮州境内一步。

　　其实，同军的行动异常很容易理解。

　　同宋两军战力相差巨大，优势方的同军根本不惧来自侧翼的袭扰，而弱势方则只敢躲在烽堡城池中瑟瑟发抖，更不敢挑拨强大的同军。

　　既然由开德府直接向南攻入滑州就能顺利威胁开封府，同军又何必多此一举，再攻打东面的濮州呢？

　　形势如此，濮州的战略地位便尴尬起来。

　　确认京东西路的防御体系无法对开德府方向的同军形成有效牵制后，大宋朝廷索性大幅度削减了投向濮州的战略物资。

　　宋军的士气和战力一直都是靠真金白银来维持，朝廷大幅削减防务开支的结果，便是分润到各级将校和底层丘八们手中的钱财急剧减少。

　　濮州守军之前本来就是做个样子应付差事，这下连差事都不愿应付了。

　　一些人将手伸向有限的防御工事维护经费上，更多的人则对大同的渗透视若无睹。

　　也就是徐泽考虑到濮州离开封府太近，不想过度刺激赵宋君臣脆弱的神经，才没有让共建会的活动公开化。

　　身在信息闭塞的后方，平头百姓有可能会被官府的宣传蒙蔽。

　　但处于一线的濮州军民却有自己的眼睛和鉴别力，同宋两国谁强谁弱，在那边的日子更好过，百姓们自有判断。

　　随着大同取代大宋的形势越发明朗，私下“通同”的濮州军民也与日俱增。

　　而在朝廷迁都之后，更是有失去控制之势。

　　袭庆府之乱表面看是知府徐处仁尸位素餐不修战备，守军贪生怕死无胆迎敌，让一个并不大的仙源县突发事故都能引发举府兵马溃逃的恶果。

　　实际却是宋军深入骨髓的惧同情绪在朝廷主动迁都避敌后的大爆发。

　　堂堂天子与衮衮诸公都没有直面大同帝国的勇气，凭什么要求贱如罪囚的底层丘八们将自己的脑袋送给注定打不赢的敌人砍？

　　因而，袭庆府的问题绝非个案，同样处于大同帝国半包围的濮州肯定存在类似的问题，差的只是另一个“仙源县之乱”让守军解脱罢了。

　　濮、济两州相连，刚刚接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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